一国总理不好当,大国总理更不好当,中国总理尤其难当。有些事情说了的未必做,有些事情做了的未必说,更多的事情是临到发生了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要为总理预设一个理论或主张,都是困难到极点的事情。

当今中国的宏观经济乱云飞渡,如一地乱了方寸的积木,随便捡起几片便能拼出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近一月,耳语之间议论最多的是“总理到底在想什么”。

4月12日,李克强总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在开幕式上宣称,“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这句话立即得到了放大式的解读,仅仅半年前,总理在国内的经济形势分析会及出访中亚、中东欧等地时的标准表达为“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会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两句话中,悄然多了一个“强”字,有人便猜想,那么是否会有“微刺激”?

由这个猜想出发,人们可以随地捡起下面这些“积木”:

在4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激励举措,包括“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加快铁路建设”等等;

随后各省纷纷召开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投资和大项目仍是重点,有媒体统计,仅广东、海南、天津、江西、贵州5省市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额已然超过7万亿元,于是有人联想到了2009年的那个“四万亿之春”;

5月11日,央行副行长李士余在公开演讲中为地方债务平台“缓颊”,他认为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重点是债券市场,不要妖魔化地方债务的风险管控,未来地方债务还要增加。投资仍然是目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这要依赖债务市场的发展;

5月12日,央行和银监会召集各银行负责人召开住房金融服务座谈会,要求“各商业银行保证正常房地产融资需求,提高贷款发放和审批效率,不许停止个人购房贷款。”这被市场解读为限购限贷政策的松绑已“指日可待”;

如此种种,不免让人猜想联翩。

天下有两种人的心思最难猜,一是女人,二是政治家,格林斯潘是一位穿着金融家外袍的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曰,“当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理解错了。”

自李克强出任总理以来,不少有心人便开始猜他的心思。有人翻出了他的早年着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希冀从中找出思想的蛛丝马迹,有人拿他与博士生导师厉以宁的改革理论相互印照,列出若干明合暗合之处,当然最有趣的是英资机构巴克莱资本,在去年6月份,大胆地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并归纳为三点:一、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三、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媒体对此一精缩,成了朗朗上口的九个字:“稳增长,去杠杆,调结构”。总理当然按惯例不置可否,市场却视之为李氏经济战略。

如果我们把巴克莱的这三条综合起来解读的话,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教课本式描述,即:宏观经济要保持健康的、可持续增长,在货币政策上需防止过度的泡沫化,同时完成产业经济的结构调整。谁能告诉我,美国国务卿、俄罗斯总理或日本首相,哪位不在梦里流着口水渴望同时达成这三个目标呢?所以,“李克强经济学”其实是全球总理的经济学。

接下来,中国总理的问题出来了: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及治理模式是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所形成的,所谓“三驾马车”---- 工业品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及以房地产和汽车添置为主力的居民消费便是那时被打造出来的,在这三项相继乏力之后,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是有新的动力源还是需把老马车重新发动起来?在货币和信贷政策上,总理的两难处境更是摆在台面上的,中国当今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是货币发行总量已经超过了后者,印钞机不知道已经印坏了多少台,可是,如果如果不印钱,对内而言,那么多的铁路港口重化项目怎么办,对外而言,美国人的印钞机也没有闲着。再说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呼吁已经让人听出耳茧了,早在十多年前,经济理论界曾就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模式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争论,在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上,即将卸任的明星总理朱镕基在他的最后一次工作报告中,对未来的产业经济增长模式给出过一次清晰的描绘,那就是“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二年过去了,我们其实还在苦苦寻找这条道路的路标到底在哪里。

由此可见,李总理面临的这些难题,在铁腕治国的朱总理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秧子,经历温总理“仰望星空”的十年,如今虽谈不上积重难返,但却也不可能手到病除,总理毕竟姓李不姓扁。

因此,最近这一个多月,随着投资加速及房产可能松绑消息的流传,一些人认为“李克强经济学”破产了,而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未必是总理的心思。

回顾李总理操盘的这一年多,可圈可点的工作倒不在英国朋友所提出的那三条,而在其他的部分,如果让我来列的话,也有三项:

一是简政放权,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及权力下放,几乎每周都有重要的放权讯息,此一项真是十余年来所仅见;

二是金融突破,李克强的金融治理理念显然不同于前两任——特别是与朱总理大相庭径,在这个历来被认定为最难突破的地方容忍了互联网金融及民间资本的冲撞,尽管其间的缠斗仍在继续,可是无疑已别有洞天;

三是能源打虎,过去一年多里,石油、煤炭、电力及水利等能源型产业里抓弊不绝,一只只“老虎”被揪将出来。

这三十多年,前后出了五任总理,每位都风格鲜明,在执政时期抓不同的“牛鼻子”,第一位总理抓的是物价,在整个80年代,定价权的解放是关键,随之也有了双轨制和物价闯关等试验,第二位总理抓的是国企,90年代的企业改革及资本市场的倾斜性扶持,动静不小争议也不小,第三位总理心雄万夫,抓的是财税,他推行了“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从此有了“顶层设计”一词,第四位总理抓的是项目,发改委和国资委“两委添翼”,总体产业规模和货币规模都实现了一次急速的外延式扩张,如今的李总理要抓哪个“牛鼻子”,现在还看不清楚,金融、土地、国企、财税、行政体制、社会公平,可选项还真不少。

一国总理不好当,大国总理更不好当,中国总理尤其难当。有些事情说了的未必做,有些事情做了的未必说,更多的事情是临到发生了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要为总理预设一个理论或主张,都是困难到极点的事情。巴克莱资本的母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被问及一个问题:“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他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就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你看,连丘吉尔也不过如此。所以,总理的心思不好猜,总理的心思也不必猜。(作者: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