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宗永

1995年至2003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在新加坡居住了7年,转眼离开也超过10年了,这城市期间变化很大。我现在的公司在狮城有分处,但近年往彼邦公干,都是匆去匆回。没有空间去观察和回味这些改变。7月梢,因为私务我在新加坡住了2个星期,终于有时间看看这久别的城市。

1995年,我在新加坡第一份工作的交易室位于当时的日立大厦(Hitachi Tower),今天已经被当地保险公司NTUC Income收购,改名为Income at Raffles。大厦坐落昔日金融区中心的莱佛士广场(Raffles Place),窗口望出去的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是狮城开埠早年海客登岸的地方,因为用红灯指挥船运,故俗称红灯码头。到了今天,昔日破旧码头,已经变成富丽堂皇的Fullerton Bay Hotel的一部份。

今天赌场Marina Sands座落的Marina Bay,当年仍然未发展,那大片填海区散落一些临时娱乐场所,像餐厅和保龄球场。余下大部份是空地,我假日有时会和孩子到那边放风筝。今天,这地段除了赌场外,还兴建了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MBFC),加上原来的One Raffles Quay,UOE Bayfront Tower和NTUC Building,已经成了新的金融区。新加坡填海取地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没有环保人仕的反对也许是一种帮忙。

新加坡虽然面积小,但金融中心也曾多次转移,早期在Shenton Way的南端,地标包括DBS的旧总部(建于1975年)、新交所、主权基金GIC也在这区。之后莱佛士坊发展起来,当地的三大华资银行-大华银行(UOB)、华侨银行(OCBC)和华联银行(OUB)(后来被UOB收购),总部都建在这里。上世纪90年代,香港富豪投资的超大型商业城新达城(Suntec City)建成后,大量的写字楼空间也吸引了不少商户迁入。本世纪初,政府锐意发展填海新区Marina Bay,不少外资银行都迁入这些更现代化的写字楼,DBS的新总部也设在MBFC。

新加坡的生活节奏较香港轻松,人们追求财富的心也没有香港人般旺盛。当地人说是因为在新加坡发达很难,所以大家比较能够安于现状,我相信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提供给中下层的保障比较充足,例如政府(HDB)提供的组屋,便为七成的新加坡人解决了住屋的问题。

新加坡20年前推出销售税(GST),今天他们的高级消费绝不便宜。顶级的餐饮绝对比香港昂贵。此外,因为近期政府限制输入外劳,很多餐厅都请不到服务员,不敢扩充生意,影响成本效益。

有人将新加坡的生活分为CDB(中央商业区)之内和CDB以外:CDB之内,什么都很昂贵,但CDB以外,被称为heartlander的中下阶层,仍然可以在价廉物美的熟食市场大快朵颐。

新加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反对派在上次选举拿了接近40%的选票,因为受制于选举制度的设计,得到的国会席位却不足10%,但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因为得票率创了新低,意识到要抚顺民意,现在很多政策都不敢霸王硬上弓,有时假民主也能发挥效用。民主不是一蹴而成的,一党专政的执政党被迫屈服算不算是民主循序渐进的一种?

香港和大陆都有很多人视新加坡管治的模式为目标,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权力集中但又高效率的政府。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

新加坡立国的是迎难而上,被回教国家包围,没有天然资源。国民的爱国心是在危机感和李光耀的铁腕下建造起来的,我不觉得这是香港的一杯茶。新港历史背景不同,香港政治跌跌宕宕走到了今天,中央和特区出现的隙缝和人民对自由的期望,不是强权可以解决得到的。

星期日的中午,我在乌节路(Orchard Road)蹓躂,游人如鲫,跟铜锣湾闹市很相似,路旁还有年青艺人在卖唱,我在香港习惯了在周日碰上游行,在此真有点隔世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