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十项举措,分别责成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等部门落实。15日,一行三会一局举行媒体吹风会,各自都表达了自己对融资成本过高的理解,以及过去曾经出台的降低融资成本的措施,并展望未来,表明将要出台哪些举措,以抑制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说实话,看了媒体报道的内容,至少从这些表态来讲,金融监管层根本没有理解中国式融资成本过高的原因,即将推出的大多数降低融资成本的举措基本上是隔靴搔痒,收效甚微。所谓对症下药,如果找不到病症,而开药方,很可能是病症更加严重,这是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的最显著的特征。

笔者在“融资成本高企”前面加上“中国式”这个头衔,主要是一个中国长期存在的事实。早在商业银行未公司化之前,商业银行事实上是政府的一部分,就是替政府管钱的,企业或者个人需要资金,就要向商业银行申请,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不是依照商业化原则,不看贷款项目的赢利前景,说好了是为了发展经济,说不好是为了关系,为了领导的人情,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大量的腐败,比如,你向银行借一百万,而你拿到手里的贷款可能就是98万,2万已经被银行工作人员扣下,装入自己的口袋了,这种情况在过去大量存在,也是行政化金融体系的一个必然,这也是上一轮银行业改革的一个原因。

这时候,虽然企业拿到贷款的利息是比较低的,但是其隐性成本很高,因为有部分成本在贿赂银行工作人员中被消耗了。

此后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成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大多都已经上市,要为股东负责,股东的压力就是其经营压力,但是从最近几年商业银行的表现来看,事实上,他们很难做到为股东负责,因为这些股东大多是国家政府,这些政府很难对其赢利有约束有压力,因为没有制衡手段,比如一个银行亏损了,或者赢利下降了,政府能怎么样呢?能让这个银行倒闭,或者换掉行长董事长?事实上在中国目前条件下,没有实施的可能,政府可能看的还是能否听话,能否稳健,能否贯彻政府的信贷政策等等,至于赢利那肯定是等而下之的事。

但是,这时候跟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商业银行的赢利直接与员工的收入相关,只有商业银行赚钱了,员工的收入才能上去。而由于商业银行公司化的改革,除了个别高管,大部分员工已经很难受贿收贿,员工还要保持以前水平的高收入,就职能提高贷款利率,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奇葩名目的收费,比如最近公开的所谓常年财务顾问费,这个项目听起来就是一个卡脖子的过路费。这就是由于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此前的隐性成本成为显性成本了,所以十多年的商业银行改革并未让融资成本降低,只不过将隐形的成本成为显性的了。

那么要问的是,商业银行为什么能够提高利率,收五花八门的的费用,而企业为什么甘愿承受呢,因为对于企业来讲,他没有选择,要借款只能去银行,产品价格都这么高,这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银行仍然是国家控制,尽管有很多银行,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口径,产品同质化,他们不用追求特色化,因为不愁产品没人要。

而中国大多数企业永远在资金饥渴状态,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有了资金就能做大规模,就能有政绩,就可能被政府提拔去做行政官员;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讲,一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时间太短,对资金的成本收益意识较差,而资金永远饥渴,而且某些行业比如房地产,其价格总在高涨,投入短期看没有风险,因此,民营企业也不会太在意这些贷款利率过高。

到了2012年以后,四万亿刺激后遗症发作,房地产风险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也开始暴露,政府开始控制这两个部分的风险,不让银行贷款,于是银行开始通过表外融资给这些银行贷款,而融资的方式则是发行大量的银行理财产品,同业业务也开始大肆扩张。

这些业务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利率可以由银行自定,而监管层也想乘机推进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于是银行理财产品和表外业务就以利率市场化“试金石”名义大行其道,但是这里的负面作用却是从银行负债端就推升了成本,并在金融机构之间层层的链条中进一步推升成本。比如一个产品的发布要经过许多金融机构,信托、基金、不同的银行、产品销售机构等等,这些机构都要从中得到一部分收益,自然贷款成本就上去了。这些资金大多投入了房地产和地方平台公司,因为这两个领域基本是处于一个旁氏骗局的状态,政府的信用做后盾,暂时还没有大的风险,多高成本的资金都能要,因此,资金利率就上去了。

目前金融监管层能有作为的仅仅在同业业务和银行理财产品,还包括清理不同名目的收费,或者降低收费标准,尽管这两个措施基本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关键还是房地产的泡沫和地方融资平台的政府保护何时能够最终消退,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目前对银行理财产品和同业业务的整顿也只能取得短期效果,长期来讲,效果不大。

另外,最近两年融资成本攀升,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随着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此前投资的项目风险进一步暴露,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心态愈来愈浓,惜贷开始出现,比如对中小企业、三农和房地产按揭的谨慎事实上是银行的理性的定价行为,而贷款成本的上升也自然是风险上升的表现,因此,这一轮融资成本的上升,事实上反映了在整个实体经济下行过程中,经济中风险偏好在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