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郭兴艳

一个四十多岁穿着迷彩短裤的中年男人,坐在阿里巴巴位于时代广场的办公室内,对着一百多个从事出口贸易的香港人,侃侃而谈他的人生如何转型。

“我那个年代叫做工业年代。”Nicholas于上世纪90年代获得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学硕士学位,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半导体销售。三年内他成了金牌销售员,找到人投资300万港元,合作创立了半导体代理生意。

六年后代理生意每年利润达到了百来万美元。他头脑一热,将赚的钱全部投入在东莞开厂,生产MP3播放器。厂开了三年,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他的厂和众多香港厂一样应声倒下,“瞬间打回原形,从富豪变回普通人”。

Nicholas想过跳楼。幸而获得朋友帮助,成为一家韩国半导体企业香港代理。两年前,他开了一家只有一个人的贸易公司,专攻电子消费产品,通过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重新创业。

“香港人不开厂,做贸易仍有优势。外国人仍然愿意通过香港人买中国产品,这就是我们香港人的价值。”他说。

Nicholas的故事,是香港近年来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代理人到实业家再回到代理人,香港金牌代理人的角色随着贸易和金融等支柱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

贸易代理人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及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告诉《第一财经日报》,香港完全没有天然资源,香港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扮演的是中间人的角色,香港一定要面对内地和世界。

代理人角色虽然不变,形式却在慢慢演变。1841年开埠的香港,实际上已经经历过至少两次大的转型。如今,香港正面临着是否要转型以及如何转的考验。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说,香港的经济形态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转变,最开始的渔港是一个阶段,之后发展为自由贸易转口港。而香港真正经济起飞是在战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其间又经历两次转型。

他介绍,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内地工业资本来到香港,香港工业化起步,从原来的自由转口港转型为以本地制造业为主的出口贸易。

第二次转型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内地开放以后开始吸纳来自香港的投资,很多工厂基于成本的差别,一步步搬到内地尤其是珠三角,香港经历了从本地的制造业出口到转口贸易的一次转型。

关家明说,虽然香港工厂都搬到外地,但那时大部分产品通过香港销到内地,或通过内地工厂经过香港再出口到海外,转口贸易相对比较发达,最多时内地出口曾有70%是经过香港。

随着内地的逐步开放,香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虽然依然重要,但比重下降。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去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为3847.9亿美元,占内地出口总额的17.4%。

随着香港工业区的消失和贸易占比的下降,香港空心化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关家明则认为,实际上香港进入了离岸贸易的阶段,也就是说,虽然大部分贸易活动已经直接在内地进行,但金融资金募集、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方面有更高含金量的活动仍然留在了香港。

对于香港代理人角色转弱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过去几年不少国际品牌收回了香港公司大中华区总代理权,选择直接进入内地。

犹太人贝利家族便见证了这一变化。贝利家族的安天时洋行曾经掌握着瑞士欧米茄和天梭表的总代理权,但瑞士表商慢慢将代理权收回,将市场分销垂直化。

“当他们发现中间人无法为品牌带来增值时,自然不愿再和中间人分享利益。”贝利家族第三代掌门人贝利文(Raymond Bera)告诉本报记者。

在新形势下,贝利家族选择进入新的产业,成为拉菲红酒的香港代理商。毕竟红酒分销需要特别条件和更高要求,但他也看到中国红酒代理人正在迅速成长,竞争不可避免。

也有国际企业再度发现香港代理人的价值。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01137.HK)创办人王维基对本报说,过去几年直接进入内地进行采购的国际公司有些因不适应内地模式失败而回,重新将香港定位为总部。

利丰前行政总裁乐裕民(Bruce Rockowitz)便看到香港从传统贸易到发展国际品牌的机遇。从2004年到去年的十年间,乐裕民将利丰这一百年老字号贸易企业,从60亿美元营业额发展到200亿美元,金融海啸期间依靠大量并购维持快速增速。

但在他看来,金融海啸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迄今没有恢复,未来利丰将依靠内生增长发展。他看到,发展品牌业务是新的机会,今年7月乐裕民接收利丰分拆出来的环球品牌业务,担任利标品牌的行政总裁,为奢侈品品牌以下的美国品牌拓展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

金融代理人

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企业走进来的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香港的金融金牌代理人身份逐渐获得确认。

香港的金融业发展本已相当成熟。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银行内有73家在香港营业;是亚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去年香港股市总市值达24.04万亿港元,首次公开招股集资总额达1665亿港元,居全球第二位;还是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去年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为2746亿美元。

香港金融管理局前总裁任志刚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新定位。他说,香港的金融行业并不只是为700万香港人服务,而是为13亿中国人服务,小小的香港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金融行业这一市场的发展潜力仍相当巨大。

“香港服务内地和外地之间的资金融通,这个角色是为了13亿人与外地的资金融通提供平台,让国际层面的资金融通在香港进行,做到了香港就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任志刚说。

香港已经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和融资中心。截至去年底,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为3386.69亿美元,占内地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9%。

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香港银行体系内2.6万亿港元贷款中,有三成即8100亿港元贷款与内地贸易融资需求相关。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带动香港融资需求,去年底有8700亿港元是香港银行贷给内地企业在海外投资使用。

香港和内地互为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底内地实际使用港资达6656.7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的47.7%;同期,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超过3588亿美元,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六成。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10月发布的《2012年金融发展报告》,香港金融业发展指数位居全球首位。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公司2013年9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居全球第三位。香港从2009年开始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但香港要保持这一角色并不是肯定和必然的事,任志刚提醒,很多事情香港还要继续做好,如果有事发生,让人觉得香港靠不住时,香港就难保这一角色优势。

任志刚所指的是“占领中环”事件。有中资金融机构高管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于中环是香港金融中介服务的代名词,占领中环运动引起了商界和金融界的高度警觉,担心香港的核心被侵蚀,将自己边缘化。

转还是不转

近年来,香港社会开始探讨香港是否需要转型,改变传统中介代理人角色,在香港发展本土新兴产业,如科技、文化创意产业等。

香港电视创始人王维基认为,香港一直以来担任桥梁的角色,然而香港已经到了发展自己价值,发展自己的工业,例如电视创意文化产业的时候。“孩子大了,不能总靠父母,应该靠自己。”他说。

这样的看法未能成为共识。雷鼎鸣说,尽管上一届特区政府提出发展文化创意、创新科技、检测认证、环保、教育、医疗六大新兴产业,但最终没有付诸行动。“香港是走不了回头路的,中间人的角色一直都是香港的核心职能。”他说。

“太阳下没有新鲜事,发达经济体都是依靠服务业。”一位特区政府中层公务员告诉本报,香港一直以金融、贸易服务业为支柱产业,不可能凭空发展出什么新的产业。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向本报记者表示,香港要转型不是不可能,但要一步步来,比如科技产业短时间内难形成规模。因此在现有基础上,把现有优势发挥出来更为重要。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近日撰文称,有说法认为香港过去几十年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靠“借来的时间”,即因为内地长期实行资本账户管制资金不能自由进出,香港自然成为内地与全球贸易和金融联系的桥梁。但当内地持续开放,内地便可以和全球各地直接建立联系,不再需要经过香港进行。

陈德霖并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内地继续开放,将为香港带来更多机遇。香港人应认清优势,做好本分,不妄自菲薄,更不要自毁长城,同时竭尽全力配合国家开放政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继续提升自身竞争力,背靠祖国、面向全球是香港金融中心发展的主轴。

上述中资金融高管也称,内地和欧美直接对接不多,很多活动仍然是通过香港的自由贸易、金融中介、仲裁和司法体制进行。香港的证券监管体系、自由市场体系和法制独立的体系高效运作维持,内地应继续善用并感谢香港在这方面的努力。

香港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也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金融为首的服务业对香港来说将最为重要。他称,随着中国继续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规模越大,香港的机会也会越多。同时,香港在培育一些新兴产业上亦初见成效,如红酒、文化创意产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