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丰慧

IMF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影子银行问题在中国比较突出,其融资增速已达到银行信贷增速的近两倍,需要监管者们更为密切地监测(10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影子银行在中国规模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争论激烈,莫衷一是的问题。不过,根据IMF《报告》,新兴市场经济体影子银行势头强劲,规模占到了GDP总量的35%到50%计算。

如果按照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银行业务都应该算作影子银行,即:影子银行像常规银行一样,从投资者手里获取资金然后贷给借款人,但却不必遵守同样的规则或监管的概念的话,那么,中国的影子银行不仅包括委托贷款、信用贷款,而且包括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比如P2P、众筹融资、融资性担保和小贷公司以及民间借贷、一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等等,绝不至于仅占到GDP35%,而应该超过50%以上。那么,去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大概在4.62万亿美元(2013年中国GDP为9.24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8.45万亿人民币。

影子银行最大问题是逃避金融监管导致的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反过来又对经济造成较大伤害。雷曼兄弟倒闭引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长期放任影子银行泛滥造成的最大恶果。在中国影子银行风险也正在不断暴露。绕过金融监管的民间高利贷风险的爆发使得一部分企业倒闭破产,企业主跳楼情况屡屡发生。P2P网贷资金链条断裂导致的老板跑路给投资者带来风险。

中国影子银行的最大风险点在于,绕过监管的高息融资进入到了房地产领域和地方融资平台领域酿造的风险。这个风险爆发的轨迹是,在长达十年的房地产暴利诱惑下,在银行信贷收紧情况下,大量高息影子银行融资进入到了房地产领域,提高了地价房价,吹大了房地产金融泡沫风险。这个泡沫游戏能够继续玩下去的前提是房价必须继续上涨甚至暴涨。正如美国次贷一样,能够安全“活”下去的前提必须是房价继续涨。而一旦房价开始下跌,地价开始走低,这个泡沫风险游戏就玩不下去了。资金链条就会很快破裂,影子银行风险随即爆发。中国的温州市、鄂尔多斯市等城市风险正在爆发就是写照。地方融资平台除了银行贷款以外的高息融资风险都是类似的轨迹。

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集中在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领域,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

在做好防范和逐步消除影子银行风险隐患的同时,也要客观看待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和发展问题。中国影子银行从规模上并不大,问题主要在于发展太快,应对如此快速发展的措施和经验不足。当前,美国影子银行价值约15万亿美元到25万亿美元,欧元区约13.5万亿美元到22.5万亿美元,日本(取决于衡量指标)为2.5万亿美元到6万亿美元,美国、欧洲影子银行总规模都超了GDP总量,而中国不到50%。

最应该清醒的是,中国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是过于守旧、刻板的金融监管制度和体系逼迫出来的。一方面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一般经济体几乎很难从银行申请到贷款融资。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经济体对融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监管的影子银行就开始萌芽、发展,最终到今天几乎是爆炸式发展。影子银行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融资难。可以扩大信贷渠道、支持市场流动性、进行期限转换和实现风险共担,从而为传统银行提供有益补充。中国影子银行的有益补充作用似乎更大一些。

同时,影子银行发展给中国货币政策提出了新挑战和新问题。中国货币政策基本沿袭在传统甚至过时的老路上,即:货币政策决策主要依据和对象还是监管笼子里的金融活动以及数据的变化发展,比如:往往还是观察监管笼子里金融企业的存贷款等金融数据的变化,外汇占款的增减等,来决定货币信贷的投放量,决定利率、准备金率的变动等,而忽视了影子银行等社会融资情况。

就在2009年以前,社会融资规模还非常之小,而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已经占到了整个融资的半壁江山。如果货币政策还按照监管笼子里的金融活动以及数据为依据决策,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2014年1-8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1.77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贷款仅为6.8万亿元。衡量社会流动性充裕与否,如果按照贷款的6.8万亿元就有失偏颇了。而应该按照社会融资规模的11.77万亿元衡量和决策。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时期,信贷全年大投放为9.56万亿元,而今年仅8个月融资规模就高达11.77万亿元,根本没有全面降息降准的基础。货币政策决策必须要将“影子银行融资增速已达到银行信贷增速近两倍”这个最大因素考虑进去。

总之,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增加了金融风险,必须拿出防范的有效对策。同时,还要看到影子银行不是洪水猛兽,对正规金融的拾遗补缺作用不可磨灭和忽视。再者,货币政策必须适应金融多元化发展趋势,将影子银行融资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