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5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和阴霾中,时任Pimco公司CEO埃里安提出了“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概念。随后展开的岁月证明,他对于新常态的几乎每一个预言——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监管不确定性、政治对经济决策的掣肘——都精准地成为现实。

“长期停滞”和“新平庸”

2014年是危机以来的第6个年头。IMF在回首这6年时总结道:除了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从2010年到2014年,全球增长一路下行,从5.4%阶梯状跌至3.3%。经济学家们继而提出假说,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Potential growth rate,或Trend growth)在危机后出现了台阶式的下降,例如IMF的研究显示,危机后全球潜在经济增长降低了1.25个百分点。

那么,是什么导致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呢?答案来自于需求和供给的双重驱动。债台高筑和信心不足导致全球需求和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引致生产效率下降,需求不足同时带来高失业,高失业又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持续找不到工作的人退出劳动大军)——如此循环加总,听起来就像一个噩梦,最后带来的就是资本、劳动和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产出下降。西方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一个新词: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来警示这个噩梦般的情境,IMF总裁拉加德干脆将其称为“新平庸(New Mediocre)”。

其实,无论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新平庸还是长期停滞,回到埃里安的语境,依旧没有超出“新常态”的逻辑框架。2000年以来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所导致的金融过度自我循环、高杠杆、投资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等结构矛盾,在危机后的这6年并未得到缓解和改善,结构改革一再缺位,依靠中央银行家“非常规货币政策(UMP)”单兵突进,其结果只能是长期经济增长潜能的退化。

中国“新常态”

其实,在埃里安的“2009新常态”框架中,还有硬币的另外一面:经济和权力的天平加快向新兴市场转移。危机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贡献了全球新增GDP的80%。在购买力平价刻度下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无疑是这个“新常态”的核心。

而对于“中国版新常态”,习近平主席已有其权威解读(当然也来自集体智慧),关键词主要包括:中高速增长、更多依赖内需、市场决定、结构优化、创新驱动。

即将到来的2015年,将是中国的“新常态元年”。这个元年,可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挑战最大的一年,也是改革最为密集推出的一年。经济减速到7%,虽然被涂抹了“新常态”的玫瑰色,但却并非看上去那么美:经济减速、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公司杠杆和不透明的影子银行体系相互作用,会放大2015年的金融动荡。

然而,化解风险的唯一工具只能是改革。所幸的是,和2014年相比,一系列改革将得以迅速推进,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兑换的若干细项、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土地改革、财政税收改革等等,多项改革将扬帆并进。

2015年还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继续闪耀的一年。若IMF份额改革方案最终通过,中国将成为第三大份额国;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战略措施得当,人民币将成功进入SDR。在贸易投资领域,RCEP谈判可望在中国的主导下加速推进,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将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国将加速拥抱世界,尽管摩擦不断,世界也将更加习惯和包容一个崛起的中国。

最后,别忘了,中国在2015年还有一件大事:准备2016年成为G20主席国。

(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14CFV专家顾问委员会联席秘书长;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