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者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GDP可以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悲观者则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的GDP将下降到年均4.5%。这些相互矛盾的判断共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处于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之中。中国的现代化业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重要窗口期。

●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把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环节提升到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要着眼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大趋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培育发展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形成新的发展基础上的、耦合程度高的产业结构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近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6”上表示,中国的现代化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重要窗口期,我们必须在窗口期内完成发展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中国已进入转型发展窗口期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较快下滑,从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7%左右。这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与广泛讨论。乐观者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GDP可以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悲观者则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的GDP将下降到年均4.5%。这些相互矛盾的判断共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正处于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之中。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物质基础显著扩大,经济实力大幅增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日渐完善,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明显提升,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严峻挑战的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物质财富还需要进一步增长,而经济发展的各种约束不断增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推出相关政策受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困扰日益增多;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环境的治理难度日益加大;开放条件下资本、人才、技术跨境流动越来越便利,而各国获取优质生产要素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现代化业已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重要窗口期。窗口期并非长期存在,而是有时间界限,我们必须在窗口期内完成发展的转型,否则,就迈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最主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最基本的标志是形成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以新的发展方式,在以较高的生产率不断扩大经济总规模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实现发展的平衡性、公平性和持续性,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李伟认为,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是一项系统的整体性工程,至少有四个特征:

一是要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率有了大幅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测算,1978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2%;2011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到了相当于美国36.8%的水平,与美国的水平还差63.2个百分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距,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距,在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7万亿美元的情况下,我国就面临着比美国大得多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应是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的最突出标志,也是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始终围绕的一条主线。

二是要形成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关系。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平衡好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行业和各地区的关系。在经济结构方面,目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比如: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致使居民消费购买力难以在国内完全实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金融业发展滞后,致使制造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难以获得有力的支撑;区域产业同构化比较严重,致使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于应有的水平。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形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有效平衡的格局,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供给结构适应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还必须形成与中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耦合关系,通过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质量,为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做优、做强、做大第二产业,为服务业的现代化提供需求支撑和技术支持。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还必须形成更为细化的区域分工关系,通过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使各地的产业链更加紧密地耦合在一起。

三是要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化。产业技术水平,是决定生产率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决定经济能否迈上中高端水平的最关键因素。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技术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存在于制造业领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5年12月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3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44%,比日本低11个百分点,比德国低1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的构成来看,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显得更为落后。在传统产业中,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长期依赖进口,而且有些产品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1-11月,集成电路进口总额达到2058亿美元,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接近于第二大进口商品原油进口额的两倍。新兴产业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更大。因此,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把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化作为核心任务。

四是要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攀升到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一个国家在分工体系中处在何种位置,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还影响着这个国家国民福利的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高端,那么这个国家就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为保护生态、改进国民福利创造更好的基础和条件。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那么即便这个国家依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得了较快的贸易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全球贸易份额,人们的福利改进也不会太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提升,较好地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是客观地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上仍处在中低端。这突出地表现为:加工贸易比重高,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处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比重较高。2015年,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比依然高达31.5%,大大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把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环节提升到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发展转型关键运用好五大发展理念

不过,李伟也认为,中高端水平上的经济不可能轻易形成,最重要的是,运用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谋划好推动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战略和政策。

第一,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引领作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从宏观层面上要加快改革步伐,尤其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在空间上和行业间优化配置;从微观层面上要鼓励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生产流程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而更主要的是,要推动科技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在各类创新中的基础地位。推动科技创新,需要处理好两大关系。一是市场选择和政府统筹的关系。面对多元化的、变化日趋迅速的需求,必须有效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充分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创新、创造的活力。同时,面对我国单个创新主体所拥有的创新资源不足的现实,面对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资金密集化的趋势,也必须更好发挥政府在统筹国有创新资源和推动各类创新主体深化合作中的作用。二是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的关系。要把科技创新的立足点放在自己的创新能力建设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国家对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的投入力度。也应利用好全球的创新资源,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二,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推动形成新的结构平衡关系。经济发展始终是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我国经济失衡的状况比较严重,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不尽快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可能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采取更加有效、有力的措施化解过剩产能,淘汰经营难以维持的“僵尸”企业。同时,要着眼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大趋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培育发展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形成新的发展基础上的、耦合程度高的产业结构体系。还要把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结合起来,使各地的比较优势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各地的发展潜力都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第三,以制造业高端化为引领,着力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根本。制造业不仅为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提供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也蕴含着创新的机会,孕育着创新的理念,是创新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是“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推动制造业高端化,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既定的目标。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有利于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要通过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资金、人才更多地向中高端制造业领域聚集。

第四,要实施体现发展新要求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过去三十多年来,对外开放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未来的对外开放,需要把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作为一个明确而重大的目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能否提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国际经济秩序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二是国内能否建立有利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能否形成推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合力。为此,我们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还要把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和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密切地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调动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