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比如,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再比如,农业发展形势很好,但有些农产品却不能很好适应需求变化,群众不买账。还比如,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中国消费者在国外买马桶盖、电饭煲,不少高技术装备、产品长期依赖进口,背后指向的正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提质、转型、升级。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


  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深刻调整,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迫切需要我们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国内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这些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突出。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新跃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飞跃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而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根本。制造业不仅为农业和服务业的现代化提供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也蕴含着创新的机会,孕育着创新的理念,是创新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是“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推动制造业高端化,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既定的目标。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有利于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要通过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资金、人才更多地向中高端制造业领域聚集。


  一个国家在分工体系中处在何种位置,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还影响着这个国家国民福利的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高端,那么这个国家就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为保护生态、改进国民福利创造更好的基础和条件。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那么即便这个国家依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获得了较快的贸易增长速度和较高的全球贸易份额,人们的福利改进也不会太多。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提升,较好地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是客观地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上仍处在中低端。这突出地表现为:加工贸易比重高,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处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比重较高。2015年,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比依然高达31.5%,大大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把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环节提升到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于创新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通过创新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同时,对于创新和转型升级来说,资本有“好资本”和“坏资本”之分,政府投资不能形成对社会投资的“替代效应”,金融发展也不能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攫取效应”。此外,要坚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破除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使土地、矿产等稀缺的公共资源能够成为产业升级的杠杆,而不是利益输送的手段。


  改革的过程从来就是艰难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如此。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当然会对当前的增长产生一定影响,但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质效提升有好处。拖延问题,只能延缓失败,而只要我们有战略上的正确认识和战术上的科学安排,胜利最终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