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相互叠加,但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推进结构性调整和改革是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关键。但推动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管理,研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主流的经济理论框架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往往是被分割开的。短期看,由于存在价格粘性,供给曲线表现为水平线,国民收入由总需求决定。这也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此时总需求的扩张会体现为产出的增长,扩张需求的短期刺激效果最为明显。中期内,供给曲线开始有斜率,总需求扩张一方面会推动产出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价格上涨,两种效应大小取决于供给曲线的斜率。长期看,总供给曲线则会变为一条垂直线,需求扩张只会导致价格上涨(即货币中性),产出完全由总供给决定,资本、劳动、技术等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此时,主流理论不再讲需求,其背后实际上是假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也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


  主流的经济学框架通过引入价格刚性把需求和供给放在短期和长期分别研究,更加清晰,并容易模型化。但由此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本不涉及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实际上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不能简单分开,例如投资在实施过程中是需求,但完成后则会形成供给;再如主流经济理论基本不讲过剩产能和供给不足,因为其假定价格的自由浮动即可实现62市场出清。但现实中情况则更为复杂。例如,某些领域价格难以做到自由浮动;即使价格出现较大变化,由于存在软约束等因素,也难以有效出清(如一些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而在有准入限制的情况下,市场难以提供某些领域(如医疗、教育领域等)的有效供给;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也妨碍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由此就容易导致供给端出现“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问题,需求端同样也会出现“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满足并存”的问题,从而表现为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基于上述因素,我们需要充分考虑供给和需求的交互和动态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就在于化解过剩产能和过度供给,同时弥补部分领域的供给不足,其核心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应更全面理解“总需求管理”的内涵,这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推进简政放权、鼓励竞争等供给改革来释放有效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可能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做好相应的总需求管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但也应看到,若过度依靠刺激需求以及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会进一步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因此,还须通过供给改革来释放有效需求。例如,1990 年代中后期,我国通过改革促进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大发展,对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低迷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 年房改后,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上年的-1.2%上升至13.7%,此后五年的平均增速达到19.8%;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从上年的14.1%升至35.2%,此后五年的平均增速为24.5%。


  加快汽车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后,1999 年-2003 年汽车产量平均增长22.8%,远高于1998 年的2.9%。这充分表明了政策红利的重要性和潜藏的巨大需求空间。在经历了重化工业高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会更多地转向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领域,应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通过改革补短板,释放有效需求。这方面空间还很大。


  当前仍存在一些潜在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受到严重抑制的问题,如社保体制不完善和消费产品升级跟不上抑制了家庭消费增长,服务业受制于过度管制发展不足,市场优胜劣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新动力的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和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尚显不够。应该有针对性地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有效需求。在新形势下运用新机制,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63决抑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问题;破解发展服务业中的“公立”和准入问题;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完善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化解过剩产能,补充企业资本,保持融资可持续;加快发展金融市场,推进金融改革,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